人類歷史也許是髒亂的，但願歷史教育是出於污泥而不染
明報 2007年9月17日
龍應台﹕歷史課
作者是著名作家、台北市前文化局長，現於香港大學新聞及傳媒研究中心任教
【明報專訊】港大的國際招生愈做愈好，來自歐美的學生愈來愈多，不止短期的交換生，而是正式的學籍，將來就是港大的畢業生。有一天，和一群德國學生聊天，剛好是台灣的歷史教科書問題正鬧得沸沸揚揚的時候──民進黨政府試圖在教科書裏進行所謂「去中國化」，反對者則抗議紛紛。我問這些德國學生，「你們高中的歷史課是怎麼上的？」
每個人來自不同的省，而德國的教育權下放在各省自治，因此有些差異，但是在七嘴八舌的爭相發言裏，我發現兩個共同的特點，一是，在他們的歷史教學方式裏，教科書不重要。一是，歷史教學是開放式的。
如果這一個課是1870年的普法戰爭，那麼老師在上課前要求學生讀的會是很多第一手資料，譬如俾士麥首相的演講原文，要學生從演講稿中探討當時普魯士的外交策略，從而分析普法戰爭的真正原因。除了了解德國觀點之外，學生必須知道法國觀點，老師可能用電腦圖片放映當時法文報紙上的時事諷刺漫畫、評論，或者畫家筆下的巴黎街頭圖像。在分析戰爭本身，老師可能出示一張他帶來的1870年普魯士的經濟發展指標圖，用來解釋當時的「新科技」——譬如鐵路的廣泛使用和新製大炮砲的威力——如何使普魯士在戰場上佔了上風。法國本身貧富之不均、工人階級之不滿、社會壓抑已久的不安定，老師可能用當時法國的生產指數和土地分配的圖表來說明。
也就是說，在整個講課的過程裏，教科書非但不是唯一的教材，而且不是核心的教材，甚至可能根本沒用到。
第二個特徵是開放式的教學。教學的主軸不是讓學生去背誦任何已經寫進某本書裏的敘述或評價，而是要學生盡量從第一手資料裏看出端倪，形成自己的判斷。如果這一堂課的主題是納粹，學生可能必須去讀當時的報紙、希特勒的演講、工會的會議記錄、專欄作家的評論、當時的紀錄片等等，然後在課堂裏辯論：納粹的興起，究竟是日耳曼的民族性所致，還是凡爾賽合約結下的惡果，還是經濟不景氣的必然？各種因素都被提出來討論，至於結論，學生透過資料的分析和課堂的論辯，自己要下。
滿頭捲髮的路卡士說﹕「我們那時就讀了托馬斯曼的弟弟，亨瑞琪曼的書，『臣服』，因為他就認為德國人的民族性有慣性的服從性格。我們在課堂上就此辯論了很久。」
如果主題是1948年的歐洲革命，學生必須從經濟、社會和政治的不同層面分析革命的起因，然後又要試圖去評價這場革命的後果：這究竟是一個失敗的革命，如法國的Alesis de Tocqueville所說，「社會頓時撕裂成兩半：羨妒的無產階級和恐懼的有產階級」；或是一個成功的革命，因為20年後，德國和意大利都統一了，而法國擴大了選舉權，俄羅斯
廢除了農奴制。
事情的是與非，人物的忠與奸，往往沒有定論，學生必須自己從各種資料的閱讀裏學習耙梳出自己的看法。
「我們還常常要做報告，」剛剛來到香港的漢娜說，「一個人講45分鐘，等於教一堂課。」
「你記得講過什麼題目？」
「當然記得，」她說，「因為要做很多的準備。我講過英國的殖民主義。」
在這樣的歷史教學方式裏，教科書的地位，只不過是一個基本的參考資料而已。在眾多一手和二手的資料裏，包括演講、漫畫、照片、統計圖表、新聞報道和學者評論、人物日記、法庭記錄等等，教科書只是一個指引，不具任何一鎚定音的權威。
開放式的歷史教學，重在訓練學生運用材料的能力，尤其在培養學生面對紛雜的史實做獨立思考和獨立判斷。教科書充其量只是路邊一個小小指路牌，不是燙了金的聖經。
「那考試怎麼考呢？」
考試，他們解釋，也不會以教科書為本，而是開放式的題目，都是要你寫文章答覆的，譬如「試分析俾士麥的外交政策」或者「試分析魏瑪共和國失敗的原因」；測驗的是一種融會貫通的見解，教科書根本沒有答案，也不可依賴。
如果教科書根本不被看作一鎚定音的權威，如果課堂中的歷史老師有獨立見解，又有旁徵博引的學問，如果我們的考試制度不強迫老師和學生把教科書當聖經，我們需要那麼擔心教科書的問題嗎？歷史教學的真正問題所在，恐怕不在教科書，而在教育的心態、制度和方法本身吧。
「可是美國的歷史教育比較跟著教科書走。」來自奧地利的約翰在美國讀過一年高中，他插進來﹕「而且他們的歷史課教得很細，不像我們在歐洲，重在大事件、大歷史。」
克力斯說﹕「那沒辦法，他們只有250年歷史可以談，所以連什麼『30年代流行時尚』都可以在歷史課裏討論一整節。」克力斯也去美國交換過一年。
話題轉到美國去了。克力斯接﹕「我發現美國人跟歐洲人真的很不一樣，譬如說，有一次老師出題，要大家挑選20世紀本國某一重要人物來做報告，結果，你知道嗎？有5個人，選的是蝙蝠俠！不可思議，是高三呢。」
大家轟一下笑開了。我忍住笑，說﹕「美國嘛，大眾文化特別重要。如果是你們德國班上做這個題目，大家可能選什麼樣的人物呢？」
克力斯回答：「阿登瑙爾、希特勒、布萊希特、托馬斯曼……或者舒馬克、貝克包爾什麼的，都可能。可絕對不會是米老鼠、蝙蝠俠或超人吧。」
小區：龍應台教授這篇短文借一些外國留學生來談歷史教育：德國學生的經驗，主要涉及兩個問題：(1)歷史教育是否規限於教科書，(2)歷史教育應持開放的態度．這是很好的觀察，前者所指的是學歷史是學甚麼，後者所指的是以甚麼態度學歷史．討論之前，姑且先放下"歷史"這個學科，其實每一門學問的內容就如浩瀚大海，要探索的議題窮一生也沒完沒了．因此，就中學學習階段而言，重要的是學習該學科的基本知識，掌握學習該學科的基礙技能，體會該學科所延伸對個人人生．而至全人類的終極關懷．以歷史教育為例，基本知識就是對時間．空間．人物．事件的認知；基礙技能就是歸納．分析．批判．驗證等思考方法；進一步是探討歷史如何奠定個人人生價值觀，歷史如何將人類的文化傳承下去．如果我們弄清了中學階段做學問的目標方向，就很容易明白教科書的存在意義是甚麼．一本理想的教科書不是金科玉律或唯一答案．它應該是學問的入門指引，應該提供基本學科知識，具有啟發思考，引發好奇心的點子，備有延伸閱讀學習的指引．回顧香港教科書的情況，不是作者和編輯們的不濟，實在是我們學校課程只有一個，考試課程也只一個，而且教與評估結合一起，加上學生學習科目繁多，時間緊迫．結果，教科書的撰寫變得沒有想像的空間，成了前往考試評估的"單程路"．
再談歷史教育應持開放態度，相信這是一個尊重自由．民主的社會的基本價值．然而，我們得知道"歷史"有其獨特的性質，它就是對已發生的事件．人物行狀作出討論評價，尤其許多歷史是針對政權興衰的描述闡釋，這都一一關乎"合法性"的問題之上．故此，不論中外古今，"歷史"有幾何能純粹是一種學術的研究？這種外來巨大的扭曲，又豈非歷史研究學者．歷史教育工作者獨力可抵擋的呢？唯一的出路是當權者自覺地走向開明，社會民間對民主的醒覺與堅持，才能為歷史教育締造一個開放的環境．回首檢視今天的香港，我們的政府是否擁有這種胸襟？我們社會對民主的追求是否堅持？我想可能未盡完善，但方向是對的，唯願更進一步．
不過，龍教授的文章最令我深思的地方是末段，比較德國與美國學生學習歷史的經歷．德國愛從宏觀切入，重視大事件；美國愛看大眾文化，以小觀大，原因是美國與歐洲的歷史文化底蘊很不同．這個比較雖然簡單，卻直接道出了"歷史"另一個獨特之處，它的存在是代表一種文化傳承，將一個社會．城市．國家的性格．特質一代一代的傳下去，漸漸在國民之間塑造一種形象．風氣．傳統．國民與國家互相模塑，彼此糾結在一起．由此，我想提出兩個問題：(1)歷史應否成為必修科呢？(2)如果學生必須修讀的歷史，我們香港的歷史教育又應該學甚麼？具有甚麼特色？還望有心者多思考，多行動，讓歷史活起來．
